2009年8月18日 星期二

[PR] MA Turnover

Author(s): Joseph, D.; Ng, K.-Y.; Koh, C.; Ang, S.
Title: Turnove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A Narrative Review, Meta-Analyt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Model Development
Source: MIS Quarterly, 31(3), 2007, pp. 547-577

[摘要]
本研究結合敘述回顧與MA技術,以得到有關IT人員流動現存研究之洞察;回顧33份研究發現43個IT人員離職意圖之前置因素,可以利用March & Simon (1958)的 distal-proximal turnover framework對照;MASEM結果顯示,proximal工作滿意(反應缺乏轉換意圖)與認知工作選擇(反應流動容易度)部份中介更末梢的個人特性、工作與組織因素、及IT離職意圖之關係;提出一個新IT流動理論模型,呈現未來研究之命題。

  • [緒論]
    儘管目前有將IT工作配置於海外,IT流動率的問題依然存在(Adams et al., 2006),因為IT人才供應的減少、戰後嬰兒潮從IT職場退休、以及組織的IT應用成長,都造成IT人力市場的吃緊(Hecker, 2005)。
    過去20年雖然有超過30份相關研究,仍缺乏一個系統化的議題回顧,能有效瞭解或判別文獻中重要的缺口;因此,本研究利用敘事回顧與MA回顧並反映出我們對IT流動的累績知識。
    此研究主要分為三個區塊:(1) 呈現敘事性回顧,簡要回顧管理文獻中主要的流動理論,並整理IT流動之研究;(2) MA:[a] 建立流動意圖(TI)與其他前置因素之關係強度;[b] 進行一連串的調節分析,以找出研究間的差異;[c] 利用MASEM進行模型檢定;(3) 整合兩方法的發現,並發展新的IT流動理論。
  • [敘述回顧]
    2.1 流動理論 (turnover theories)
    許多理論被提出來說明為何員工會自願離開組織,包含:組織均衡理論(organizational equilibrium theory; March & Simon, 1958)、期望符合理論(met expectations theory; Porter & Steers, 1973)、鏈結模型(linkage model; Mobley, 1977; Mobley et al., 1978)、流動展開模型(unfolding model of turnover; Lee & Mitchell, 1994; Lee et al., 1999; Lee et al., 1996)、以及工作內嵌理論(job embeddedness theory; Mitchell & Lee, 2001)。
    -OET- March & Simon認為,當個人認為其對組織的貢獻超過從組織所得到之誘因時會產生離職;這種誘因-貢獻平衡受到兩個因素影響:(1) 某人的離職欲望,為某人對工作環境滿意度之函數;(2) 某人離職容易度,受到決定顧用能力的總體與個人因素影響。後來的流動理論主要從此理論模型出發,包含解釋離職欲望與離職容易度,或解釋離職決策。
    -MET- 從OET出發,Porter & Steers(1973)假定期望滿足是離職決定的重要因素,期望滿足的定義:某人在工作上所遭遇的正負面經驗與他所期望的遭遇間的差異,包括獎勵、升遷、及和同僚與上司間的關係。
    -LM- Mobley的模型得到許多實徵結果支持,提出許多工作滿意與離職間的中介鏈結,工作不滿意度會引發一連串的撤回心態(withdrawal cognitions),而造成尋找工作的行為。
    -UM- Lee & Mitchell (1994) 認為當人們要離去時,會有四種不同的心路歷程,而離職的過程通常是某種刺激所引發,這事件會讓員工深入思考對該工作的判斷,這個刺激會被納入某人的信念與印象系統,當刺激引發事先規劃好的行動時,會在不考量對組織或工作的個人情感而離去,若沒有觸發事先的腳本,則要忍受額外的認知思考,例如評估工作滿意與工作選擇,該模型的主要貢獻為納入一種離職的推動路徑。
    -JET- 上一模型解釋某人如何與為何決定離開某組織,但沒有處理為何某些人是不情願的離開,Mitchell et al. (2001)認為某人會留在某組織是因為他們陷入避免他們離開的網子中,若他們與其他人有強連結,且有較佳工作與溝通適配,若離開組織則需要犧牲更多,納入影響某人是否容易離去的非工作因素。
    大部份的理論都可以追朔到March & Simon的OET,除了強調TI與TB間的關係,UM與JET認為並非所有人都是因為不滿意或找到更好工作才離職,可能是受到非工作的事件所推動。

    2.2 敘述性回顧 (narrative review)
    為了找出IT相關研究,尋找電子資料庫(ACM Digital Library & EBSCOhost)以及ISWorld所例出的期刊,為了避免受到只有發表研究結果之偏誤(Hunter & Schmidt, 1990; Rosenthal & DiMatteo, 2001),發出未發表研究請求(ISWorld, OCIS, SIGMIS-CPR)。最後找到51篇研究,將18篇後來刊出的研討會論文刪除後,最後共33篇研究。
    這些研究中,只有兩篇真的去討論實際離職行為(TB)(Bartol, 1983; Josefek & Kauffman, 2003),其他則探討離職意圖(TI),因為意圖是在心理學(Fishbein & Ajzen, 1975)與離職研究(Hom et al., 1992; Mobley et al., 1978)中發展良好的行為前置因素,大量TI的研究是去瞭解TB重要一步,在Hom et al. (1992)的MA,TI與實際離職之估計母體相關為0.36。
    從31份TI研究,此研究判別出43個前置因素,並分為6大類:

    將43個前置因素,根據March & Simon的理論套入,發展如下的結構模型:
    2.3 IT離職意圖結構模型
    探討內部因素(distal)與外部(proximal)因素間的關係,前者是指間接影響的因素,包括JR、IA、OR,後者是指較直接的因素,包括DM、EM(Kanfer, 1991)。因此,作者認為描述個人、工作、與組織的內部因素會影響DM與EM之外部因素,最後影響TI(March & Simon, 1958)。
    -Proximal-
    許多MA指出DM為離職模型之重要中介構念,會以工作滿意度或組織承諾的方式呈現 (Gaertner, 1999; Hom & Griffeth, 1995; Mowday et al., 1982; Price & Mueller, 1986),但並沒有MA評估EM做為末梢因素的其他路徑,根據March & Simon之論點,作者認為DM(低工作滿意度)與EM(認知工作選擇)與TI有正相關,根據Mobley (1977)離職模型,也認為JS可以中介DM與TI之關係 (Hom et al., 1992)。
    -Distal-
    (IA) IT離職研究有關個人特性主要有:(1) 人口統計:包括年齡、性別、及婚姻狀況,年齡與婚姻狀況通常以控制變數的方式表示,職涯階段與發展理論 (Levinson et al., 1978; Miller & Form, 1951)認為老員工對工作與組織比較滿意,因此有較低的DM,基本的原因在於老員工比年輕員工有機會進入高層管理,因此增加聲望與信心 (Miller & Form, 1951),然而IT技術環境與內容的改變,較老的員工可能有較低的工作滿意 (Kacmar & Ferris, 1989; Regev, 1998; Sturman, 2003),造成生產力降低且無法滿足工作需求 (Gist et al., 1988; McEvoy & Cascio, 1989);成人發展研究指出,個人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會影響員工的優先順序 (Veiga, 1983),當家庭責任增加時,EM就會降低 (Fingold et al., 2002);已婚會有較多的財務壓力 (Doran et al., 1991),也要考慮另一半的工作狀況,所以EM也會降低;相對於另外兩個因素,性別在IT研究中很到較多關注,許多研究指出,女性員工因為在升遷機會受限下會有較高的DM (Baroudi & Igbaria, 1995; Igbaria & Chidambaram, 1997),因為較少機會與資原而有較低的EM (Ahuja, 2002),因為結構上阻礙與較少工作機會,女性會碰到所謂glass ceiling的問題 (Gutek, 1993);(2) 人力資本:包括教育、年資、組織年資,大部份將這些因素視為控制變項 (Igbaria & Greenhaus, 1992; Moore, 2000),根據人力資本理論 (Becker, 1975)與市場訊息理論 (Spence, 1973),作者認為人力資本對EM有正向影響,前者認為個人的教育與經驗讓他們更具市場性,也更能離職,後者認為個人的生產力並不被潛在雇主察覺,因此個人特性提供市場相關生產力資訊,會影響某人的可雇用性(employability),專業無用論(theory of professional obsolescence; Ang & Slaughter, 2000; Dubin, 1990)認為人力資本與EM為負向關係,因此若IT人員的年資愈大,愈有可以會有專業無用的情況,大部份會用忽略新技術並限制其專業到與其有相似職能之參考群組 (Pazy, 1994),這種適應不良的行為會降低更新需求(Schamback, 1994),並限制其IT工作選擇,因此導致較低的EM (Joseph & Ang, 2001);(3) 動機:指的是那些影響工作付出的方向、強度與堅持之個人特性 (Kanfer, 1991),大部份討論動機與TI的直接關係,例如:資訊處理限制(Joseph & Ang, 2001)、負面情緒 (Moore, 2000),過去研究發現,負面情感對工作滿意度與組織承諾有負向關係 (Thoresen et al., 2003),因為負面情緒會讓某人更注意負面刺激,並影響遭遇負面經驗的客觀可能性,其他動機,如職涯導向與成就需求,可能會透過EM來影響TI (Judge et al., 1995)。

    (JR)
    IT研究已檢驗三種工作相關因素:工作特性、角色行為、角色壓力,被視為直接與間接的因素,Moore (2000)發現work exhaustion對TI的直接效果,Lee (2000)發現角色模糊、角色衝突、潛在工作動機受到工作滿意度中介與TI之關係,Guimaraes & Igbaria (1992)發現範圍擴展活動透過工作滿意與組織承諾影響TI。
    Boundary spanning activities:此研究認為範圍擴展活動會透過DM影響TI,雖然目前的研究結果是混淆的,BSA可以因為角色壓力降低工作滿意度 (Kahn et al., 1964),或是因為潛在效益而增加 (Au & Fukuda, 2002)。Role stressors:角色模糊與角色衝突會降低工作滿意度 (Jackson & Schuler, 1985),而增加TI,例如過多工作量 (Bakker et al., 2005)、工作-家庭衝突 (WFC; Greenhaus et al., 1997);相反的,工作自主性與涉入程度會因為增加內在動機而降低TI (Jackson & Schuler, 1985)。Job performance:績效較高的人會得到較多的獎勵,而更滿意 (Dreher, 1982; Martin et al., 1981)。

    (OR)
    Pay and advancement:個人對公司的感受會影響他們是決留下或離去的決定 (Mitchell et al., 2001),過去研究曾探討升遷與階層位置及TI之直接關係 (Igbaria & Siegel, 1992),而獎勵之公平性與組織報酬與TI之直接 (Igbaria & Siegel, 1992)與間接 (Pare et al., 2000)相關研究皆存在;Sacrifice, Fit, and Links:JET觀點認為,組織因素會透過DM與EM影響TI (Mitchell et al., 2001),作者認為個人升遷、位階、與報酬會影響犧牲程度,而獎酬公平性與人力資源實務會影響個人與組織間的適配,社會支援以及工作單位規模會影響個人與他人在組織中的連接,這些都會增加個人內嵌於組織的程度 (Mitchell et al., 2001),Mitchell et al. (2001) 發現工作內嵌程度與工作滿意度及組織承諾有正相關,但與EM有負相關。

    2.4 小結
    雖然實徵研究累積許多離職研究,但缺乏一個有系統化的文獻整合,回顧相關文獻後,得到四個觀察:(1) 大部份研究著重於預測TI,而無法瞭解實際的離職意圖;(2) 有許多前置因素被討論,很多只討論一次,造成知識累積不易;(3) 大部份因素與管理研究相似,無法提供針對IT離職的獨特解釋;(4) 大部份研究是以March & Simon的理論出發,著重DM與EM對TI之解釋,但近期相關離職模型並未被IT領域著墨。

  • [MA回顧]
    先建立前置因素對TI效果的存在與強度,進行調節分析檢驗不同研究間結果變異,有些認為BSA、組織年資、任務報酬與TI是正相關,有些缺是負相關;有些研究發現年齡、姓別、與教育程度與TI有顯著關係,有些為不顯著;即使方向是一致,但仍有強度上的差異。MASEM能讓研究者用更精確與理論導向的方式來進行量化回顧,並非所有關係都要來自所有研究,因為可以利用MA計算母體相關 (Viswesvaran & Ones, 1995)。最後進入MA分析的有26份研究,5份研究因為無法得到數據而從31份中去除 (樣本大小、相關、F、t、卡方);並刪除19個前置因素,因為只被研究過一次。

    4.1 變量關係MA
    為了估計母體相關的強度,利用各研究的相關 (利用Hunter & Schmidt之公式進行轉換)、相本大小、與信度計算零階效用大小,利用Hunter & Schmidt之程式(1998版)計算母體相關,利用樣本大小進行加權以說明抽樣誤差,用相關調整以說明衡量誤差,若沒有信度統計量,則使用Hunter & Schmidt的分配調整法。
    24個變項中,有15個跟IT離職意圖顯著相關,外部因素除了continuance commitment不顯著,其他都顯著,包括:情感承諾、職涯滿意度、工作滿意度、認知工作選擇。至於人口統計,只有婚姻狀況有顯著;人力資本只有IT年資有顯著;工作相關因素顯著的有:BSA、工作自主性、工作績效、角色模糊、角色衝突、工作量、超量工作;組織相關因素只有獎勵公平性與層級位階。

    4.2 調節分析
    利用可能造成研究間結果不一致的特性進行調節分析 (Lipsey, 1994),故檢驗幾個調節項:樣本年齡與性別比例、TI之構念化與操作心、前置因素的操作化。結果對一些不顯著研究有一些解釋,年輕的男人會較年輕的女人易離職,當員工為年輕人,組織年資對TI是正向影響,對年長的則為負向。參考附錄A

    4.3 MASEM
    利用Viswesvaran & Ones (1995) 所提出之MASEM程序,先估計所有變數之成對相關,以取得相關矩陣,從相關矩陣刪掉10個變數,因為這些變數有大量的關係遺漏值,另外去除2個變數讓模型的多元共線性最小。計算所有研究之樣本大小的調和平均,調和平均較算數平均或總樣本平均來得穩健,給予路徑分析最佳樣本大小之近似值 (Viswesvaran & Ones, 1995)。
    以13個變數之相關矩陣檢驗所提出之結構方程模型:所有組織因素與人口統計因素與工作滿意度及認知工作選擇間有關係,所有工作相關因素只有跟工作滿意有關係,所有人力資本因素只跟認知工作選擇有關,工作滿意與認知工作選擇與離職意圖有關;允許所有外部因素間可相關,除了人口統計因素。另外估計兩個選擇模型:(1) 部份中介模型,加上外部因素與離職意圖之直接關係;(2) 直接模型,所有前置因素都與離職意圖有直接關係。
    根據MacCallum et al. (1996)之建議,此研究檢驗共變異矩陣,以評估共變異矩陣之穩定性,並比較三個模型間的適配統計量,NNFI、CFI、GFI應大於0.90 (Bentler & Bonnett, 1980);SRMR小於0.08 (Hu & Bentler, 1998);RMSEA應小於0.05 or 0.08 (Browne & Cudeck, 1993);同時進行卡方差異檢定選擇模型的相對適配,最後採用Sobel檢定 (Sobel, 1982)評估工作滿意與認知工作選擇是否具有中介角色。

    4.4 結果
    部份中介模型在各項指標上的表現,都較完全中介與直接效果模型來得好,且卡方差異檢定的結果也會為顯著;即部份中介效果與資料最為適配。與預期相同,工作滿意度與離職意圖為負向關係,而認知工作選擇與離職意圖為正向關係。
    工作相關因素中,範圍擴展活動與工作滿意度有正向關係,但與離職意圖與直接關係,角色模糊與角色衝突皆與工作滿意有負向關係,而角色衝突與離職意圖間有直接正向關係,工作表現與工作滿意間為正向關係,同時與離職意圖為負向關係。組織因素中,薪資與工作滿意及認知工作選擇間有正向關係,並且與離職意圖間有負向關係;升遷性與工作滿意無關係,但與認知工作選擇有正向關係,且與離職意圖間有負向關係。人口統計變數中,年齡與工作滿意及工作選擇為負向關係,且跟離職意圖間無關係;女性呈現較高的工作滿意度,而與男性在認知工作選押沒有差異,而男性有較高的離職意圖。人力資本因素中,教育程度與認知工作選擇有負向關係,且與離職意圖有正向關係;組織資歷則不支持。
    Sobel test的結果發現,工作滿意度可中介:範圍擴展活動、工作表現、角色模糊、角色衝突、性別、年齡、以及薪資;認知工作選擇可中介:薪資、升遷、年齡、及教育程度。
    http://davidakenny.net/cm/mediate.htm

    4.5 討論
  • 工作滿意度與認知工作選擇之中介效果發現,有兩個主要的研究意涵:(1) 表示仍有其他的中介因素存在;(2) 提供更深入的離職意圖洞察;有些結果與理論預期不同,表示必須考量IT專業的特殊情境;MASEM也強調一些複雜關係,例如:高薪資會同時提高工作滿意度與認知工作選擇,這可以用來解釋為何薪資與離職意圖之相關不顯著;同樣的升遷與教育程度之不顯著也可以用中介效果來解釋。
    此MA主要有兩個研究限制:(1) 相對小樣本(K = 26),造成必須排除一些前置因素;(2) 採用相關矩陣,而非共變異矩陣進行估計,可能會高估標準誤 (Cudeck, 1989),故個別參數的檢定顯著應更為保守 (Harrison et al., 2006)。

  • [發展情境模式]
    未來IT研究應著重:(1) 檢驗實際離職行為與意圖間的關係;(2) 運用當代離職理論以增加對IT離職現象的瞭解;(3) 將IT情境納入離職理論中。進一步提出未來IT離職研究的情境模型(見圖3),包括:(1) 連接離職意圖與行為;(2) 使用像是展開模型與JET來解釋IT離職;(3) IT情境的特別前置因素應以不同分析層次進行研究。

    5.1 個人層次分析
    無論在方法與理論上,IT離職研究的缺乏造成文獻上重要的缺口,方法上,使用自我報導的離職意圖產生與其他自我報導構念間誇張的關係,理論上,不同情境與群體間均發現意圖與行為間關係強度,實徵上,本研究發現的一些對IT離職意圖之關係與一般離職研究有些差異,亦即無法推論到IT情境,因此,有時採用離職意圖做為離職行為的替代變數可能會導致較弱或不正確的推論,也證明評故實際離職行為的重要性。
    故建議未來IT離職研究應將IT離職行為視為重要的依變數,可以試著討論個人層次意圖與行為間的調節變項,例如:專業過時(professional obsolescence),從threat-rigidity theory觀點(Staw et al., 1981)來說,IT人員有專業過時會對其專業能力造成威脅,進而限制在尋找工作其間的資訊處理,則認為自己有較高的專業過時之IT人員其關係應較弱,為了檢驗此理論,應進行縱貫性研究來評估IT離職意圖與過時的感受,之後透過公司取得離職記錄,需要考量適當的時間間隔 (time-lag),要將基本離職率的效果考量 (Steel, 2002),並使用適當的資料分析技術,如:survival analysis (Dickter et al., 1996)。
    另外,可以檢驗較少研究之情境調節變項,如:國家文化,在較嚴格的文化中,組織的目標大於個人目標,所以會受到社會規範與價值影響;或像是雇用條款的組織因素,會限制員工的離去。
    另一個缺口是較少其他理論用來解釋IT離職,儘管過去十年在離職理論的發展,IT研究主要依賴March & Simon的組織均等理論來解釋離職,當代理論觀點如:展開模型與JET都能提供對IT離職現象重要的新見解,也提供未來研究的許多機會。
    運用展開模型可以瞭解引發IT離職的因素,以及不同的決策途徑(Lee & Mitchell, 1994);實徵研究可以先從不同的決策制定途徑開始,找出較符合IT人員的方式,那些是IT人員典型造成離職決定的shocks?IT人員較常衝動或考慮過後的離職?或是不同性質的IT人員是否有不同的離職決定路徑。另外,可以針對自願離職進行質性研究,回朔為何會離職,以及其決策流程,可以從"shock"事件著手,可以利用展開模型解釋之,找出IT人員的主要路徑。未來研究可以運用JET檢驗新的心理學構念,例如:連結、適配、與犧牲來解釋離職;也可以試著操作化專業領域。

    5.2 跨層次分析:IT情境
  • 第三個缺口是忽略IT情境,情境是指與現象有關的環境,可以協助解釋現象(Cappelli & Sherer, 1991),通常是比調查的分析層級高 (Mowday & Sutton, 1993),情境會對個人行為有重要影響 (Cappelli & Shere, 1991),透過提供限制或機會 (Johns, 2001);Ang & Slaughter (2000)將IT情境區分為環境(如:技術趨勢、IT人力市場、與國家文化)與公司(IT策略、結構、生命週期、規模、IT角色、與IT人力資源實務)。
    以展開模型為例,技術趨勢如何影響IT人員的離職決定,若某人將技術變革視為一種威脅,且有事先的一套劇本,可能會在不深入思考後就此離開公司,或是不再從事這個職業 (Joseph & Ang, 2001)。另外,像是IT產業的規模,若只有少數工作選擇下,即時有shock也不會選擇離職。
    兩份最近IT離職研究發現,內部人力市場 (Ang & Slaughter, 2004)與人力實務 (Ferratt et al., 2005)會影響IT離職率,未來研究可以針對組織實務的變革,可能成為IT人員離開公司的shock;或以Ferratt et al. (2005)針對公司的人力資源實務如何透過工作內嵌影響IT離職,以HLM檢視人力資源實務在公司間的差異。

  • [研究意涵]
    6.1 研究貢獻
    首先透過質性與量化的IS大量研究回顧,敘述性與MA互補下,找出IT離職研究的焦點與未來研究;提供理論整合,運用March & Simon的理論來解釋目前用來說明IT人員離職意圖之前置因素 (Bacharach, 1989),透過採用MASEM來進行模型驗證;發展新的理論模型並指出目前IT研究中主要的缺口。

    6.2 實務貢獻
  • 讓主管知道如何留住員工,除了工作滿意度很重要之外,並強調管理工作滿意度以留下有價值的員工;指出那些人比較可能離去;可以選擇相關的人力資源策略以發展提供員工保障之社群為主的環境,以留住人才 (Ferratt et al., 2005, p.246)

  • [結論]
    雖然IT領域有關IT離職的研究已經約20年,此研究為第一篇針對此議題進行回顧的研究,除了瞭解現況外,並針對IT離職提出模型,同時強調末來的三大研究方向:(1) 意圖與行為間的關係;(2) 更多理論與更嚴謹的研究設計;(3) 理論化與檢驗情境因素之影響。
  • {Moderator Analysis}
    Follow Viswesvaran & Ones' (1995) method

    A1. Method
    將可能說明研究間變異的研究特性進行編碼,因為所以研究必須都要包含相關資訊,所以僅針對以下變數進行編碼:樣本的年齡與性別比率、離職意圖之操作化、前置因素之操作化;在樣本的年齡性別比率,主要記錄該研究的平均年齡是大於或小於40歲,且大於40%為女性。判斷值是基於勞力統計指出,平均IT人力為40歲,且約60%為男性 (Meares & Sargent, 1999)。
    離職意圖方面,區分是以衡量留下或離開,以及是以單一或多個問項組成;而前置因素也有一些差異,包括:年齡與組織年資是以實際值或是對數轉換;薪資是連續或類別尺度;教育程度的類別數;角色模糊與角色衝突是完全採用過去衡量或有修改;組織承諾是用15或9題的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OCQ, Porter et al., 1976) 或非OCQ尺度 (Meyer & Allen, 1990; Mobley et al., 1978)。
    針對所有估計母體相關計算Q同質性統計量,顯著表示某關係在跨研究中的效用大小有足夠的變異,將資料依調節變數分組,另外針對各組進行MA,比較估計相關是否有方向的不同,並計算Z統計量以檢定是否可以做為調節項 (Hunter & Schmidt, 1990, p. 438)

    A2. Results
    表2中的Q同質性統計量指出,有7個前置變項在跨研究間無差異,17 個顯著中,有8個無法進行調節項檢定,故針對9個前置變項,結果在附錄的表中。

    A3. Discussion
    年輕男性較年輕女性會離去,可以用來解釋為何在性別與意圖間是不顯著;另外,組織年資的不顯著,可能是因為員工年齡的影響,可能因為年輕人較少沉入成本,或較少調適到新工作環境的問題。此分析的限制在於研究數量過少,

2009年8月4日 星期二

[PR] MA GSS

Author(s): Dennis, A. R.; Wixom, B. H.; Vandenberg, R. J.
Title: Understanding Fit and Appropriation Effects in Group Support Systems via Meta-Analysis
Source: MIS Quarterly, 25(2), 2001, pp. 167-193

[摘要]
過去GSS相關研究的結果並不一致,此研究發展一個整合模型,解釋GSS對績效的效果,即Fit-Appropriation Model, (FAM),並認為GSS績效受到兩種因素的影響:(1) 任務與GSS結構之適配(即溝通與資訊處理的支援);(2) 適當支援,使群組透過訓練、推廣與軟體限制以協助有效將GSS結構整合以滿足其流程。利用MA整理與分類過去文獻,當用使用得當,GSS可以增加想法,花費較少時間,且較沒有GSS之參與者更滿意;適配(fitting)對GSS結果(決策品質、想法)較有影響,而適當支援對過程(耗費時間、過程滿意度)較有影響。



  • [緒論]
    過去針對GSS效益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與人工支援相比較,決策品質: (Chidambaram & Jones, 1993)提升、(Straus & McGrath, 1994)下降;想法數量:(Gallupe et al., 1992)增加、(Straus & McGrath, 1994)減少;決策時間:(Denni et al., 1996b)更快、(George et al., 1990)更久;滿意度:(Anson et al., 1995)較滿意、(Gallupe et al., 1992)較不滿意。
    MA經常被用來解釋在許多研究中被推定為衝突之結果,一開始似乎衝突的結果,一但利用MA統計分析則變得一致(see Hunter & Schmidt, 1990);1990早前的兩份MA研究結果相當不確定,McLeod(1992)及Benbasat & Lin (1993)認為GSS只能稍微地改善決策品質與產生的想法數,但卻會增加完成任務的時間並降低參與滿意度,同時強調效果並不一致,並認為可能有許多調節項會影響GSS使用對績效。雖然有提出可能的調節因素,但並沒有提出一如何應用GSS之架構。
    1990s早期出現幾個理論可以提供GSS使用一些新的洞查,兩個主要思想學派主導過去十年的IT對一般系統與GSS之研究:決策理論學派與制度學派;(1) 決策理論學派:採用理性模式,來自認知與社會心理學,著重於發展新的任務-技術適配模型(TTF),透過檢視任務需求與GSS提供能力間的適配,可以更有效解釋與預測績效(Dennis & Valacich, 1999; Zigurs & Buckland, 1998);(2)制度學派: 將科技視為一種變革的機會,而不是變革的因素,並且著重於某社會組織採用某科技所發生的社會演變,近期研究著重於瞭解群組如何調校GSS到其工作流程,以及影響適當流程的因素(DeSanctis & Poole, 1994; Wheeler & Valacich, 1996)。
    此研究利用MA整理過去15年間的研究結果,先將上述兩學派整合成為一FAM模式,透過檢視GSS與任務間的適配,及各群體間的調適,以瞭解並解釋GSS對積效的效果。過去研究主要針對無經驗者,故此模型的範圍亦是如此。

  • [過去理論與研究]
    2.1 GSS 結構
    GSS能改變資訊交換的本質與群組討論的決策流程,有許多種GSS存在,可以透過GSS提供的社會結構來區別,社會特性是GSS所提供的特殊能力(DeSanctis & Poole, 1994);其中有三種社會結構特別重要(Zigurs & Buckland, 1998):(1) 溝通支援(communication support):例如parallelism、anonymity;(2) 資訊處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 support):包含評估、蒐集、與整合資訊、組織與分析資訊;(3)流程結構(process structure):定義群體在某任務上如何有效率且有效地工作,例如任務綱要、群組規範。
    2.2 Fit
    又被稱為情境理論學派(contingency theories),主要有兩點批評:(1) 大部份缺乏一致的理論基礎,主要來自實徵資料而非理論,而新資料可能會產生不一致;(2) 決定論者。
    TTF認為科技的使用為許多來自科技設定與任務間的不同結果(Goodhue & Thompson, 1995),適配可以用許多方式操作(Iviari, 1992; Venkatraman, 1989),決策學派較常使用Venkatraman的"剖析差異適配(fit as profile deviation)"方法(與Iviari的系統方法相似),也就是事先針對不同的任務定義好理想的GSS能力剖析(Zigurs & Buckland, 1998)。
    為了發展GSS fit 剖析,本文從以下兩個理論觀點出發:(1) 媒體同步理論(media synchronicity theory, MST):強調GSS之溝通能力與任務需求間的適配(Dennis & Valacich, 1999),MST認為完全電子溝通特別適合需要進行資訊傳遞的任務,同時可以找出許多不同的可能,因為允許同步溝通且不需要高度回應,而口語溝通適合需要收斂的任務,且需要快速回應;但MST認為大部份的決策任務同時需要資訊傳遞與一連串收斂的行動,因此結合兩種型態的溝通會是最佳適配;(2)任務科技適配理論(task-technology fit theory, TTFT):資訊處理應該與任務適配,對單一目標的任務,例如產生想法,並不需要資訊處理的功能,因為著重的不是個人的產出而是群體,但對於決策制定任務而言,資訊處理就較為重要(Zigurs & Buckland, 1998),需要發展對情境與選擇的共同理解,並對最佳結果有共識。
    最後,定義理想的GSS剖析的三要素:(1) 一般任務:當目標是去產生許多想法與選項時,TTF會在使用電子溝通時存在;(2) 決策制定任務:當目標是在定義好的選項中選擇,TTF會在結合電子與口語溝通使用,並且提供資訊處理支援時存在;(3) 混合任務:目標是產生組選項並選擇之,TTF會在產生想法的子任務中使用電子溝通,並在選擇的子任務中使用電子與口語溝通進行資訊處理時存在。
    2.3 Appropriation
    制度學派認為人們以許多方式調適科技,因為人們使用科技至少因為能與任務配合,Todd & Benbasat (2000)認為TTF會影響個人與群體使用科技的方式,進而影響其績效,也就是fit本身並不會影響績效,而是透過使用;因為社會結構的演進需要相當的時間,所以目前較多研究GSS的調適過程,亦即群體將GSS所提供功能調整到新的結構中。
    為發展調適流程,本文從兩個主要理論觀點出發:(1) 調適性結構理論(adaptive structuration theory, AST):當GSS一開始被引入群體中,首先檢視其結構並判別何時與如何需要使用,最後會發展規範與習慣的新結構(DeSanctis & Poole, 1994),這種調適過程可能是完全採用設計者的結構(faithful),或是使用非原本預期之結構(unfaithful; ironic),群體最終績效端視群體如何調適GSS能力;(2) 流程限制調適性結構理論(process restrictive adaptive structuration theory, PRAST):完全(faithfulness)調適受到流程結構影響(Wheeler & Valacich, 1996),例如群體如何使用GSS執行任務(Zigurs & Buckland, 1998),本文著重三個比較積極的方法:facilitation:透過群體成員或外部個人提供,直接介入阻止不完全調適並鼓勵完全調適(Griffith et al., 1998);restrictiveness:GSS限制個人行為的程度,讓個人更不容易用不完全調適的方式進行(Silver, 1990);training:有關結構與何時使用。
    當某群體第一次使用GSS時,必須決定如何調適,其結構會影響是否採用GSS本身的結構,一但調適並且有使用經驗,則會產生規範,而流程結構會變得較不重要。
    2.4 FAM
    三種GSS特性中,溝通支援與資訊處理相同在於提供群體選擇是否使用所提供的方式進行,可以想成enabling structures;而流程結構會限制群體行為往設計者所設想的方式進行(Wheeler & Valacich, 1996),流程結構會影響調適,故將之視為appropriation support,可能來自GSS本身的限制或外在因素。完全調適應用於與GSS與任務有適配時。
    FAM認為TTF為改善績效之必要而非充分之條件,也就是需要調適過程調節,即便有適配,但如果沒有適當的調適,則績效仍然無法改善,如圖:

    調適本身也會受到適配影響,過去研究並沒有appropriation與habitual routines相關衡量,故從研究模型去除。
    2.5 研究假說
    為了發展研究假說,首先要先定義績效,因為不同研究者使用不同的方式操作,本研究採用Drazin &Van de Van (1985)、Benbasat & Lim (1993)、以及Dennis & Kinney (1998)以三種要素定義績效:(1) 效能(effectiveness),像是決策品質與想法數量;(2) 效率(efficiency),例如完成任務的時間;(3) 參與者對過程或結果的滿意度。
    TTF是良好績效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沒有GSS調適配合,績效是較不可能被改善。
    H1:當有需要的TTF與調適存在時:(a) 改善決策品質;(b) 產生更多想法;(c) 需要較少時間完成任務;(d) 參與者對結果較滿意;(e) 參與者較滿意過程。
    H2:當有TTF時,有調適存在時:(a) 改善決策品質;(b) 產生更多想法;(c) 需要較少時間完成任務;(d) 參與者對結果較滿意;(e) 參與者較滿意過程。
    H3:當有TTF時,但沒有調適存在:(a) 改善決策品質;(b) 產生更多想法;(c) 需要較少時間完成任務;(d) 參與者對結果較滿意;(e) 參與者較滿意過程。
    H4:當沒有TTF與調適存在時,在以上五種結果不會有變化。

  • [研究方法]
    3.1 選擇研究
    透過查詢11個資料庫,並人工查詢MIS、心理與管理期刊與研討會論文,閱讀先前文獻回顧,並徵求GSS-L listerv使用之研究;最後只針對發表文獻(期刊與研討會論文),雖然McLeod(1992)認為刪除D會產生偏誤,作者利用呈現fail-safe-n值,以評估當有多少非顯著的未發表論文存在時,能讓不顯著的效用大小之觀測平均降為0;刪除以e-mail及聊天軟體之研究,最後有250份研究,期間為1980~1999;選擇有報導實驗組(使用GSS)與對照組(不透過GSS互動)之結果,並且提供五種DV之平均與標準差(或其他統計量)。
    最後共有61份研究,一些常被引用的文獻因為沒有包括這五個變數而未納入,或是沒有提供直接比較,約一半的研究將GSS與非GSS和一些IV交乘,這種情況會將這些比較解構,並視為不同的資料點(Hunter & Schmidt, 1990)。
    4份實徵研究因為有兩組比較所以被納入MA分析中,有些學者認為不應該在以實驗為主之MA中加入實徵資料;Hunter & Schmidt (1990)認為:(1) 雖然效用大小之強度有所差異,但若理論基礎有效,則其方向應為一致;(2) 要判別方法上的弱點並不容易,排除研究至少被視為一種誤差;因此,作者根據Hunter & Schmidt之建議,以沒有實徵研究之資料進行相同分析並比較之。
    3.2 依變數衡量
    (1) 決策品質:群組選擇之正確性,有些研究以二元變或者是與最佳解之距離來衡量。
    (2) 想法數量:來自想法產生任務的想法個數,或決策任務中的非一般決策數。
    (3) 效益:完成任務的時間。
    (4) 流程滿意度
    (5) 結果滿意度
    許多研究只報導總滿意度,此研究並沒有去判別這些研究是分屬那一類型,而是選擇不包含這些研究;許多研究很自然的以任務來分類,完全想法產生之研究並沒有決策品質或時間的衡量,大部份決策制定研究並不包含想法產生的衡量。
    3.3 分析程序
    利用Hunter & Schmidt (1990)發展的三階段比較程序進行假說檢定,一開始研究先被分為數組,接著針對各組進行MA並產生統計量,利用t檢定比較各組間之統計量是否有顯著差異。
    -1-研究分組
    將資料分為四組:(1) 有適配、有協助;(2) 有適配,沒有協助;(3)沒有適配,有協助; (4) 沒有適配,沒有協助;利用"ideal profiles"來決定是否有適配存在(使用電子溝通進行一般任務;使用結合電子與口語的溝通與資訊處理進行決策制定),其中一個評分者閱讀研究並依照研究描述將之編為產生、決策制定或混合;同一個評分者也將溝通支援方式編碼分為只用電子、只用口語、或混合;最後評分者記錄是否有資訊處理;聯絡其中4篇研究之作者以確定一些資訊,另一個評分者評30份研究,發現有三個差異,則評分者間信度為0.97(3/[30*3]),編碼之結果進一步以GSS研究設計描述驗證(Fjermestad & Hiltz, 1999)。
    那些以電子溝通進行想法產生任務被視為適配,結合電子與口語溝通,並且使用第二級結構進行決策制定任務也視為適配,若任務是結合想法產生與決策制定,則使用在這兩部份的流程都視為適配;適當協助是指Wheeler & Valacich (1996)所定義的適當中介是否呈現(facilitation, restrictiveness, appropriation training), 若有促進者透過指導群組如何使用GSS,主動指派參與者使用適當的GSS(Facilitation),若使用者雖然可以選擇用或不用,但對於何時與如何用無權決定(Restrictiveness),若群組被教導如何使用GSS並以小組的方式在執行實驗前進行相似的工作,評分者間效度為0.93。
    -2-分組MA
    計算給定DV之加權平均效用大小,首先計算各個變數的效用值(effect size, d),利用Cohen (1977)提出的公式,將GSS的平均減掉非GSS平均,將這個差值除以標準差,轉換後淨效用代表差異被標準化至統一尺度,則效用大小可以被統計計算與評估,正效用大小指的是GSS使用效果平均在所有研究會增加DV結果(例如:正向決策品質效用大小表示品質改善,而時間正效用表示需要更多時間)。

    -3-T-tests
    假說1, 2, 3為單向,故使用單尾檢定,H4為非方向性,故使用雙尾檢定。

  • [研究結果]
    4.1 總效果
    一開始計算所有研究的效用大小(effect sizes),各研究間呈現,當使用GSS,會產生較多數量的想法、需要更多時間完成任務、並且會降低對過程的滿意度,但對決策品質或結果滿意度沒有影響,與過去相關的MA結果有些差異(McLeod, 1992; Benbasat & Lim, 1993)。
    fail-sate-n是指需要多少未顯著效用大小之未發表研究才能讓觀測平均效用大小降為0,若異質性Q顯著或解釋變異小於75%,表示這些研究中有重要的差異存在(Hunter & Schmidt, 1990)。
    4.2 H1
    比較有TTF+A與沒有TTF,發現在決策品質上並沒有顯著差異,兩組研究中的平均效用大小都沒有跟0有顯著差異,也就是GSS群體與非GSS使用者所產生之決策沒有差異;雖然在產生想法數上有顯著差異,然而在兩組研究中皆顯著與0有差異,也就是有TTF的表現會較好。結果亦顯示,GSS使用較少時間完成任務。對於結果滿意度並沒有顯著差異,但對於過程則有差異存在。
    4.3 H2
    結果顯示只有時間與過程滿意度有顯著差異,也就是當有調適時,需要較少時間完成任務,且對過程更滿意,但對決策品質、想法數量、及結果滿意度沒有影響。
    4.4 H3
    結果顯示有無TTF對決策品質、想法數量有影響。
    4.5 H4
  • 結果顯示有A時會改善流程滿意度。

  • [討論]
    McLeod(1992)首先使用MA統整GSS之整體效果,提供研究者與實務者對GSS有一般性的瞭解以及那些個別研究應該進行比較;Benbasat & Lim (1993)的MA包含更多的研究,並著重於調節因素上;Fjermestad & Hiltz (1999)尋找更多的研究以尋求調節變數;幾乎同時,非統計的回顧也指出GSS在趨勢與個別研究上有不一致的現象,並提出中介項,例如:群體、任務、及GSS使用方式,都會造成差異。
    此研究主要貢獻在於使用FAM整理GSS在不同情境的使用效果,透過瞭解適配與調適的存在與否,能更有效的理解與預測GSS使用之效應,MA的結果顯示,若適當的使用GSS,則可以增加想法數量與流程滿意度、減少所需時間,但對決策品質與結果滿意度沒有影響。
    此研究有包含四份實徵研究,然而實徵研究較實驗設計的結果正向支持,雖然這可能是研究方法所致,但Dennis et al. (1991)認為這是研究群體與任務所造成,而非研究方法本身。大部份將實徵研究排除後的分析與之前結論相同,除了H1a,也就是對決策品質的影響,排除後為顯著,因為移除後,對於時間這個變項的衡量會產生樣本不足的問題,故有保留之必要。
    當有適配而無調適時,能改善決策品質與增加想法數量,且使用GSS的群組會花較多時間,且對於過程較不滿意,沒有採用GSS之群組透過習慣性的規則運作,雖然不能有效的產生想法或好的決策,但至少可以快速進行(Gersick & Hackman, 1990)。當有TTF時A能使GSS融入工作流程,改善效率與參與者對流程滿意度,因此FFT能改善結果效能,而A能透過改善效率與流程滿意度而改善流程。
    在缺乏適配時提供調適並無法改善效率或效能,但可以減輕對於流程的不滿意,另外,有適配無調適較無適配有調適不滿意,但比無適配無調適滿意。A的存在若有TTF則可以減少所需時間。

    5.1 研究意涵
    提出一整合模型,可供未來研究驗證,並可運用在不同的領域;從實徵觀點,仍有一些明顯缺乏的研究,例如同時有TTF與A並研究時間或滿意度;從理論觀點,在同時有TTF與A的分組中,其決策品質與時間的變異統計量可以判別具有相同的變異,則不可能存在調節項,而對想法數量與滿意度而言是有調節項存在。
    未來可以從對想法產生與參與者滿意度,做為發展預測績效之新理論的出發點,想法數之效用大小-.34 ~ 3.60,因此有必要找出造成此變異的調節項;結果顯示,流程滿意度與A之間密切相關,因為實驗設計的參與者並沒有投入興趣,因此結果顯示對結果滿意度較少的影響,支持Briggs et al. (1997)之論點。
    結果顯示,A是否存在對效能沒有太大的影響,但若是要討論時間或滿意度,則A為重要因素,過去實驗研究與實徵研究間在時間與滿意之結果存在不一致,實驗結果認為GSS使用會降低滿意度並增加所需時間,而實徵結果剛好相反,本研究認為可能是因為A是否存在所造成。Facilitation雖然被視為重要因素,但在過去實驗研究收到較少關注,Bostrom et al. (1996)等人研究這些推廣者的行為如何影響,這些行為包括:將GSS工具配合任務;視需要修改議程;區別會議目標、議題項目、與期間;著重結果;為參與者建立開放的環境。未來研究應設計並檢驗GSS介入以不需外部介入。
    建議資料應盡量包括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1) 樣本大小;(2) 衡量信度;(3) 平均與標準差;(4) t分數、F分數、或統計值;(5) 研究設計的細部資料;有些研究因為沒滿足條件被捨棄。這份研究是針對對GSS不熟悉的對象,因此A扮演影響績效之重要角色。

    5.2 實務意涵
    本研究結果可以回應"在什麼情況下,GSS的使用可以改善或損害群體績效?" 過去研究結果說明,GSS的使用可以改善決策品質、增加想法數、增加所需時間、但對過程滿意度沒影響、並降低結果滿意度 (Benbasat & Lim, 1993)。若適當使用,則可以增加想法數、花費較少時間、且參與者更滿意;若沒有fit且沒有A,雖然仍然會產生較多想法,但會花較多的時間,且會較不滿意。